打造红色之都历史见证丨野马川会议决定党和红军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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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7-14 16:52:29
;来源:前沿时报

 


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异曲同工的乌蒙山回旋战

中国大河风暴发现乌江报道组  李才武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长征》诗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翻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红二方面军(前身是红二、六军团)所部,它的一部走得最早、主体走得最晚,既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又把长征推向尾声。在今天回看红二、六军团历史上下出的起到了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四步大棋中的一棋——野马川会议和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在遵义会议之后,起着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性决定性作用的巨大胜利,没有红二方面军推出四大棋坚定拥护中央的举鼎之功,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因此,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很有必要对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地位作用重新深化认识。
 
        而在红二方面军推出的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严重影响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四步大棋当中,从今天看来,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独立自主,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二、六军团力挽狂澜,通过野马川会议后,展开乌蒙山回旋战,运用智慧战胜10辈于几的强敌。乌蒙山回旋战与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之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红二、六军团野马川会议会址。

       

        红二军团以四步大棋拥护党中央,在今天看来,红二、六军团野马川会议及乌蒙山回旋战的重大价值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于其具有重大的转折性和决定性,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野马川会议及乌蒙山回旋战的重大胜利,直接推动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为三大主力红军三军会师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乌蒙山回旋战取得重大胜利,与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甘孜会师后,两大主力红军何去何从?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战胜党内张国焘分裂主义,在紧要关头,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决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命运,为后来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是在长征末期才组成,作为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资格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老。也许是长征出发时也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人马众多,途中没有那么大的起伏,那么多惊心动魄的遭遇,蒙受那么惨重的损失,所以红二方面军的经历显得相对“平淡”,这使得在以往有关长征的研究和报道中,涉及红二方面军的文章相对较少。这使得红二方面军长征历史的“神秘面纱”在网络信息发达的近几年才得到深度的挖掘。
 
        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是,红二方面军所部的历史并不比红一、红四方面军所部的历史晚。长征中,红二方面军的一部走得最早、主体走得最晚,既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又把长征推向尾声。


 
      与曾今南下过并遭受严重损失的红四方面军左路军的经历所完全不同的是,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全局观念,是红军长征历史中最为闪耀的亮点。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全局观念的这种观念从它的部队史开始,在长征的复杂斗争中更显本色。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认真学习红军长征历史,曾以“四步大棋”影响了中国革命的红二、六军团的历史,成为今天我们重新认识红二、六军团野马川会议和乌蒙山回旋战重大价值的历史源由。当前,贵州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中国大河风暴发现乌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出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鉴定”红二、六军团战史,重现红二方面军坚定拥护党中央的四步大棋之关键一棋的重大价值的发现和总结,对于贵州省打造野马川这个“第二遵义”,让党和红军的智慧光辉照耀世界,价值相当重大!

 
一、艰苦转战湘西 红六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序幕
 
        1936年7月上旬,乌蒙山回旋战后,甘孜会师后,以红二、红六军团为主体,加上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改称的红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陕北会师鼎立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红二方面军中的红二军团,是红军最早组成的3个军团之一,当时,即1930年夏,中央曾计划以此发展为红二方面军。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没有能扩大为红二方面军,反而按中央的统一改编计划、改称为红三军。红三军从富庶的洪湖地区,被强敌逼到贫困的湘西,成了偏师,在困境中不计名份苦苦支撑。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左)

 
 
       关向应日记中关于乌蒙山回旋战内容


红六军团于1933年夏由湘鄂赣苏区红十六、红十八师和湘赣苏区红十七师组成,当时未成立军团部。此后,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出击南浔路作战中失利,红十六师损失惨重,全部转为红军游击队;红十八师缩编为1个团,随红十七师到湘赣苏区。

       1934年初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严重恶化,博古、李德内定必要时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他们想到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这两支偏师,命令红六军团先征转移,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既前往探路,又让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增强湘西地区斗争的基础,以为下步中央红军将中央苏区搬迁到湘西做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把真实的意图告诉红六军团的领导任弼时等人。红六军团奉命于1934年8月上旬撤出湘赣苏区开始西征,沿湘桂边境五岭西去,转经贵州东部,历尽艰辛于同年12月24日到黔东苏区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是时,全军已由出发时的9700余人,锐减至3300余人。他们以自身的重大损失,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转移验证了沿五岭西去的可行。
 
        红六军团的这段历史,史称红六军团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序幕。
 
         更重要的意义是: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会师,加强了湘西战略区红军的力量和影响。两部会师后,红三军复红二军团,两军团共7700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下,展开了湘鄂川黔边的斗争,并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正式组成,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危境中红二、六军团坚持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军事路线,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鼎立长江中流两岸新的战略态势
 
        在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的十几天前,即1934年10月10日,博古中央命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将中央苏区迁到湘西。为此,他们于10月2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电令红六军团立即与红二军团联系,在黔东松桃和湘西乾域(今吉首)、凤凰地区建立新苏区。熟悉当地情况的贺龙、任弼时,深知博古中央指定的区域并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红二、六军团一起行动,向湘西北广大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利用红二军团早先在这里建立的群众基础,争取恢复苏区、增强兵力、营造军事、政治声威,进而影响相对靠近的长沙,将湖南国民党军主力吸引在湘西北地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最为可贵的是,红二、六军团不顾博古中央的一再反对,两军团坚持一起行动,采用声东击西的灵活机动的战术,于同年11月和12月间,接连袭占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地,并进攻湘西北重地辰州,围攻常德,给湖南国民党军以震慑,红二、六军团的实力也从中得到发展状大,突破了万人,初步恢复了湘西苏区,从而造成了在长江中流两岸,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三军鼎立的新的战略态势。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鼎立于长江中流的三军,作了战略上的通盘考虑,力图扭转大局。赋予红二、红六军团的任务,是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竭力拖住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蒋介石的战略重点虽仍然放在对我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求得将中央红军聚歼于贵州。但由于四川有红四方面军,湖南有红二、红六军团,他既担心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担心中央红军东渡乌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考虑到长江是天堑,相对而言,将介石更担心的是中央红军东返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他解除了何键湘军主要用于“追剿”中央红军的任务,而是让何键湘军大部在鄂军配合下“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一部用于对乌江东岸的守备,防止中央红军东渡进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对红军新的排兵布将,使得红二、红六军团面对的“围剿”军兵力达到了12万人,相当于自己兵力的十倍。
 
         在严重的敌情压力下,如果从本部的安全与稳妥着想,红二、红六军团完全可以乘敌“围剿”军派系不同并且尚未完全到位之机,突进湖北外线,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红二、六军团考虑到,何键湘军失去目标,必然被蒋介石调回参加对在贵州的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这样一来,就会加重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从全局考虑,还红二、六军团选择了服从全局,坚决承担中央赋予的任务,确定了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的这一方针。从1935年2月开始,红二、六军团积极寻求战机,至8月间,先后进行了后坪战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板栗园战斗等30次战役战斗,先后与敌80多个团作战,共毙伤敌师长以下官兵约万人,俘敌师长以下官兵约8000人,缴枪近万支,轻重机枪150余挺,山炮两门,子弹120万余发,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装备,两军团的总兵力比会师时增长了一倍以上。对于这段斗争,正如任弼时同志在总结中所指出:“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三、绝处逢生,野马川会议后乌蒙山回旋战取得转折性、决定性重大胜利之巧妙,与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异曲同工
 
        1935年11月,蒋介石国民党集中130个团,对红二、红六团发动“围剿”。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北上,红四方面军也撤出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使得红军凭借长江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不复存在,红二、红六军成了孤悬于江南的唯一的主力红军。为了保存实力,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苏区,向贵州转移。
 
       
红二方面军行军示意图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红二、六军团到达贵州毕节,创建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
 
黔、大、毕苏区的开辟,使得红二、六军团赢得了时间,使长途转战的部队得到休养生息,补充给养。军团领导在此抓紧提高部队军事素质训练,同时大力宣传红军是为“干人”打天下的队伍,积极开展“扩红”工作。毕节的尹焕成、陶青龙,大方的张海青等人在红军宣传中领悟到革命的道理,毅然参加红军。此间,毕节5000多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毕节扩红成为红二、六军团长征过程中“扩红”成绩最为辉煌的阶段。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期间,带领广大穷苦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把当地土豪的姓名、占有土地和财产、压迫剥削群众的罪行等公诸于众,红军帮助解除土豪武装、打开粮仓,将粮食、衣物、腊肉等分给穷苦民众,深得人民的拥护,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时期,被许多红军将领称为长征时期的“黄金时代”。
 
        1936年2月27日,由于形势变化,在敌大兵压境难于立足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向西挺进。这时,前堵后追的国民党中央军李觉、郭汝栋、郝梦龄3个纵队转到红军东南面,截断了去安顺的道路,而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亦尾追红军至毕节一带。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于3月2日在贵州省赫章召开了决定下步战略方针的著名的野马川会议。
 
       野马川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兵力部署及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制定了“继续扩红,壮大队伍,改变行动计划,向敌实力薄弱的滇东转移”的方针,并决定以赫章为中心,在威宁、赫章和云南省的镇雄、彝良、昭通一带与敌周旋,选择有利战机、地点打击和歼灭敌人,实现向滇东转移的目标。
 
       野马川会议灵活处理了长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对于调整战略布局,指导乌蒙山区回旋战斗并不断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3月2日,根据当时敌李觉、郭汝栋、郝梦龄等纵队都已转到东、南、西三个方面截断红军南下安顺地区的道路的情况,红二、六军团在赫章县野马川中街大地主刘翼苍家房子二楼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野马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二、六军团的领导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人。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兵力部署及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赫章所处地理位置及乌蒙山区气候特征和人民群众思想基础等情况,研究制定了以赫章为中心,在威宁、赫章、镇雄、彝良、昭通一带与敌周旋,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打击和歼灭敌人,向滇东转移的战略措施。会议鉴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已在七星关河中不幸牺牲,决定任命张子意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为政治部副主任。

 
 
     乌蒙山回旋战敌我态势



         野马川会议对于调整战略布局,指导乌蒙山区回旋战斗,粉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欲将红二、六军团“聚歼于赫威以北地区”的阴谋,达到冲出敌人的重围,突破敌人的围剿,转战滇东,继续北上抗日起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根据野马川会议的决定,3月3日至4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赫章县的妈姑和水塘地区集结,红军小部分从临近妈姑的威宁板底分三路包抄伪区长、土霸文正朝的老巢——结里新房子,伺机试探驻防威宁的孙渡纵队的动向。5日,进入结里的红军返回妈姑,随主力部队向可乐方向前进。6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毛栗寨、色甫至以则河以北的云南寸田坝行进,红六军团到达可乐。7日,红二军团在寸田坝休息,红六军团经倮依、以则河、板底至云南奎香。敌樊嵩甫纵队紧追不舍,红二、六军团遂将主力从奎香、寸田坝调回到法冲、以则河一带伏击樊嵩甫纵队二十八师,史称以则河战斗。
 
        按照部署,红二军团四师和六军团十六、十七两个师担负伏击樊部二十八师的主要任务,红六军团五师到以则河东北地区游击,钳制国民党二十八师东侧之七十九师。8日清晨,红军各部队进入指定伏击位置,国民党二十八师由可乐沿红六军团行进路线分两路向奎香、寸田坝追击,先头部队一个步兵连出倮依,沿以则河谷向法冲搜索前进,一个骑兵连从以则河右侧出毛栗寨经苗营、垭口向法冲侦察前进。8时许,敌骑兵连进入红四师伏击圈,樊纵两个步兵连进到以则河村与红十七师伏兵相遇,战斗打响。红十六师、十七师伏击部队一起向敌先头部队开火,红四师听见以则河战斗打响,立即从毛辣子山、法卡坡冲下峡谷,与敌骑兵连展开战斗,将骑兵连一半击毙,一半活捉。红六军团跟进部队,一部分由等磨梁子,沿以则河两岸山脊,经铜厂沟迅速占领飞来石北端高地,阻敌增援。红四师在吃掉骑兵连后,以一部经颜家塘,向苗营、垭口前进,从左侧配合追歼逃敌。樊嵩甫得知其二十八师在以则河遭红军伏击,便令七十九师派一个旅由东北方向策应二十八师。红六军团正面进攻的部队从者环山打上苗营梁子,紧追樊纵二十八师步兵连,敌七十九师与二十八师步兵连汇合后,便在苗营、垭口构筑工事阻击红军,红四师由左侧攻击苗营、垭口,红六军团一部乘势两面夹击敌军,歼敌30余名,抢占了苗营、垭口,敌二十八师步兵连残部逃向赵家梁子与增援部队会合,对红军实施阻击。双方形成对峙,数小时后,红军分三路向赵家梁子进攻,红四师从左右两路包抄,一部从蒋家河坝正面强攻。经过激烈争夺,红军攻占赵家梁子,毙敌30余名,残敌向法拉窝方向溃逃。
 
       3月8日拂晓,以则河战斗打响。持续10多个小时,毙伤、俘敌6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和弹药。
 
        红军在以则河首战告捷后,从奎香、寸田坝向镇雄方向转移。9日下午,蒋介石电令孙渡:“悉率所部向彝良奎香方向寻匪截击”,叫嚣要把红军聚歼于金沙江右岸。云南龙云向杨森建议,留盐津一面,以免“再折黔北”,防红军东进。然出敌之所料,红军于10日进入更加艰苦而又较为安全的赫章、镇雄边境。当红军行进到镇雄西南时,郝梦龄纵队已先进入镇雄,万耀煌纵队九十九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均到达镇雄。
 
        1936年3月11日,根据俘获的2名国民党逃兵供述,获悉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亲自率领其十三师,12日经哲庄坝开往镇雄,军团指挥部根据这一可靠情报,决定派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分三路行进,第一路由巴基的山梁子至三锅庄、坪子场;第二路由巴基到哲庄坝至黄家营盘;第三路从大屋基梁子至桃园丫口,设下埋伏,张开大网,准备对敌歼灭之。
 
        11日,万耀煌部十三师先头部队到达桃园,红军从抓获的敌逃兵口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将从赫章途经哲庄坝开赴镇雄。军团指挥部决定,派红四师、五师、六师先期到达三锅庄、哲庄坝、黄家营盘、吊动坡、桃园大垭口一带伏击敌人。12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耀武扬威长驱直入,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在桃园大垭口和哲庄坝将敌从中截断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敌人2个团,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500余支,万耀煌化装成马夫,从乱军中逃命。
 
         以则河战斗、哲庄坝伏击战取得胜利之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返回云贵交界的以萨沟(今镇雄县巴溜)一带,伺机突围。红军灵活机动,巧妙穿插,在方圆百里的地带与敌周旋,到3月15日,基本上摆脱了大批敌军的包围。

 
 
        红二、六军团艰苦转战以赫章县为中心的乌蒙山


        乌蒙山区山高林密,坡陡谷深,荆棘遍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便于隐蔽,但部队给养非常困难。红军经常在断水缺粮中行军作战,加之气候恶劣,天寒地冻,不便快速前进。为摆脱险境,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1936年3月13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全面分析了战争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思想,在全体指战员中发动突围作战动员,紧紧抓住敌军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已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主力部队已被红军调到东面和北面,西南防线空虚这一有利突围战机,红二军团在镇雄安耳洞以西,赫章财神堂以北,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的山谷地带突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3月16日,红二军团由可乐、葛布起程,四师经开戛涉辅处过河到兴隆厂、天生桥,六师进到辅处河两岸向得胜坡方向急进,红六军团由平地营、安乐溪出发,经墨车、安耳洞、青山等地迂回穿插,再经以则河,第三次进入云南奎香,把敌人向北调动,出其不意地掉头南下,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分兵两路直插宣威,突出敌人的重重围堵,3月l 8日,红二军团直属队由得胜坡经白沙、高峰、叫口子、马脖子进入贵州威宁黑石头的河坝宿营,四师进入居乐,五师进入哈喇河,六师进入黑石头东部。红六军团由奎香进入洛泽河两岸,经龙街进入四方井、初都岩一带宿营。19日,红二军团分别经冲子河、蜜蜂、二田坝、戛利进入麻乍,20日经老鸦营过马摆河进入云南宣威的得宜、新乐、倘塘。红六军团分别由驻地经赊基姑、仙马、高桥、新田、番聋、炉堆子进入得胜坡、野鸡河一带,20日进入岔河、贝古、韭菜冲,21日进入倘塘。红二、六军团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与英勇奋战,巧妙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了非常险恶的时期,直趋滇东,胜利渡过金沙江,踏上继续北上抗日的伟大征程。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了不起的奇迹,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红军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野马川会议后,1935年11月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由湖南大庸、桑植间突围,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 1936年6月30日,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7个月零10天,行程约1万余里,取得了长征入康的胜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分别于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历时23天,红二、六军团在赫章县深石山区转战19天,创造了扩红宣传,战胜强敌的奇迹。
 
     四、甘孜会师后旗帜鲜明一个态度,坚定拥护毛泽动为首的党中央,红二方面军促使张国焘同意南下红四方面军左路军北上,关键时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鼎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声威大振,但是,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在北上途中强令红四方面军左路军掉头南下雅州,进逼成都,在百丈关失利,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反蒋策略,对外更名中国抗日红军,挥师康北和康南(指甘孜州北部和南部)再次北上,柳暗花明,在中国革命史上开拓出了一个新局面。
 
         这时,党内出现的张国焘分裂主义,将贺龙、任弼时和他们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推到了对党的政治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地位。红二、六军团这一票的投向,关系到党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朱德和张国焘都想到了贺龙、任弼时及其所部红二、六军团。朱德想联合贺龙、任弼时说服张国焘放弃与党中央对抗;张国焘想拉贺龙、任弼时站在自己的一边,继续与党中央对抗。朱、张同床异梦电令贺、任率部北上甘孜会合。乌蒙山回旋战胜利后,早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贺龙、任弼时把朱张的电令当成是中央的命令,立即放弃在江南坚持斗争的计划,毅然率部北上,1936年7月1日,与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甘孜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得悉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真相后,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边,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共同促使张国焘同意南下红军北上。
 
          甘孜会师 后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革命大本营,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本文图片均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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